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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儒家“仁爱”与墨家“兼爱”的异同及其作用

2019-09-09

略论儒家“仁爱”与墨家“兼爱”的异同及其作用

  略论儒家“仁爱”与墨家“兼爱”的异同及其作用  文配山文信光 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首次开场是儒家与墨家之争。

儒家的始祖为孔子,世尊为至圣,其“私淑者”(敬仰而不得从学)为孟子,世称为亚圣;墨家的始祖为墨子。

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代,墨子与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时代。

据史料记载,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。

孟子比墨子小九十多岁。 孔子去世后,墨子才出生。

墨子去世后,孟子才出生。 孟子出生时,孔子去世已经上百年。 孔子去世,春秋时代结束;墨子在世,战国时代开始。 所以张荫麟先生予以评价说,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,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。 孔子的光彩在于为春秋时代开了一副治国的药方——“仁爱”,墨子的光彩在于为战国时代开了一副药方——“兼爱”。

然则,孔子的“仁爱”与墨子的“兼爱”究竟有何异同呢?试分述如下:  两者之相同点:一、从狭义看,也就是从字义上看,两者都同在一个“爱”字上。 所谓“爱”,就是“爱心”,爱人之心。 《论语·颜渊》:“樊迟问仁。

子曰:‘爱人’。

”“樊迟问仁。

子曰:‘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,虽之夷狄,不可弃也。

’”“或问子产。 子曰:‘惠人也。 ’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:“百姓皆以王爱也。 ”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: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 ”《墨子·兼爱上中下》:“天下之人皆相爱。

”“爱人者,人必爱之。 ”继而,历代的工具书,对“爱”字都有详细的解释,对“爱”加以阐述,加以引申。 如《说文解字》对爱的诠释有三点:“①悦也;②珍贵也;③惠也。

”“政爱爱,商颂文,诗作优优。

”又如《辞源》对“爱”的诠释有六点:①喜爱,爱好;②亲爱,亲爱的人;③爱护,加惠;④吝啬;⑤称别人的女儿;⑥隐藏,荫蔽。

所举的这些例子,都明确地指出爱是天性,而天性是道德的基础。

从而表明了“仁爱”与“兼爱”两者都认为凡人都有一颗心,因此,都提倡凡人要有爱心,即爱人与爱物之心,用这颗爱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,这样,自然生态才能优美;社会才能安宁,才能进步、发展;邻居才能和睦相处;家庭才能美满幸福;子孙才能发达。 二、从广义上看,两者奋斗之伟大目标与崇高理想都是相同的,也就是为了齐家治国,治理社会的病象。 这种病象,孔子称之为“犯上作乱”,墨子称之为“执其兵力、毒药、水火,以交相亏贼”,简称为“乱”,也叫“害”。 通过整治,以保证社会安宁、发展、进步,最后实现世界大同。

  两者之异点(即不同点):儒家重于“仁”,墨家重于“兼”。

具体的表现区别是:  所谓“仁爱”,重在“仁”字,就是“爱心”、“爱人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

而“爱心”与“爱人”,则是有等级、有差别的。 孟子的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 其中的关键词“以及”,就是首先爱自己的亲人(老吾老,幼吾幼),然后再由此及彼、推己及人,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,也有父母、兄弟、子女,也应该被爱,这才给他们爱(以及人之老,以及人之幼)。

但是,爱自己的亲人与爱别人的亲人,是不一样的。 爱人,与爱物,也不一样。

孟子说,君子对于万物,因为它们不是人,只需要爱惜,不需要仁德(君子之于物也,爱之而弗仁)。

对于民众,只需要仁德,不需要亲爱(于民,仁之而弗亲)。 亲爱谁呢?亲人,而且首先是父母,即“双亲”。

这就叫做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 由此可见,在这里,爱是有等级、有差别的。 越是亲近的,爱得越深、越多;越是疏远的,则爱得越浅、越少。 这就叫“爱有差等”,这也就是“仁爱”。   所谓“兼爱”,重在“兼”字,即兼并、兼同之义。 而“兼爱”,就是不分亲疏、贵贱、等级、差别、一视同仁的爱。 无论父母子女、国君国人、贵族平民、华夏夷狄,统统一样地爱。 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爱,也就是“兼爱”。

墨子的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,视人之家若视其家,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”。

其中的关键词“若视”,就是把别人看成自己,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。

爱自己几分,爱别人也几分;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子女几分,爱别人的父母、兄弟、子女也几分。 一视同仁,人人平等,分毫不差。

这就是“兼爱”。

  从上面分析的内容看,孔子的药方——“仁爱”,植根于亲情。

首先,可以对已经遇到麻烦的礼乐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。

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,比如君仁臣忠、父慈子孝之类,都可以解释为爱。 君仁,就是君爱臣;臣忠,就是臣爱君;父慈,就是父爱子;子孝,就是子爱父。

这样一来,那些繁文缛节就能简化为爱,统一为仁,原本难以维持的礼乐制度说不定就能维持了。 第二,子爱父,父爱子,臣爱君,君爱臣,由此及彼,推己及人,就能实现以德治国齐家。 因为当时的天下,是“家国一体”的。 国,就是放大的家;家,就是缩小的国。 在家为孝子,出门就是忠臣。

在家为慈父,在国就是仁君。

第三,君爱臣,臣也爱君,政权就稳定。 父爱子,子也爱父,社会就安定,家庭就幸福。 总之,抓住了“仁”这个根本,就天下太平。   至于墨子的药方——“兼爱”,则重在对两种主张的判断与选择:一种是主张“兼相爱”的,我们称之为“兼”;一种是主张“别相恶”的,我们称之为“别”。

所谓“兼”,就是人与人之间无差别,利人利已利国利民利天下;所谓“别”,就是人与人之间有差别,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乱天下。

比如一个国君在位执政,时时刻刻把民众放在心上,急人之急,救人之难,这就是“兼”;又比如一个国君在位执政,高高在上,不问民众的冷暖死活,这就是“别”。

这两种主张的选择,墨子的判断,“兼”是对的。 只有“兼爱”,才能治国齐家,才能保护自然生态平衡。  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,从哲学的观点看,墨家的药方(“兼爱”)是讲超越性,儒家的药方(“仁爱”)是讲可能性。

两者都很正确,但两者都存在片面性。 因为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,也不能不讲超越性。

只讲可能性,就没有道德;只讲超越性,不讲可能性,就不是道德。

不是道德是什么呢?弄得好就是宗教,弄不好就是伪善。 所以,墨子和孟子都有道理,“仁爱”和“兼爱”也都对。

如果能够结合起来,那就更好。

理想讲兼爱,现实讲仁爱,以兼爱导仁爱,以仁爱行兼爱,这才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治国齐家的办法。

  综上所述,并以之通鉴历史与现实,我们清楚地看到,儒家的“仁爱”思想与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都对历朝历代的治国齐家发挥积极的作用,都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,都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。 首先,以齐家为例,宋朝的苏轼之家,家风大振,人才辈出,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三父子造就成为“唐宋八大家”;又如曾国藩之家,由于善于把儒墨家的文化思想贯穿于家训之中,并善于运用家训齐家,致使家和万事兴,成为一家世上独一无二的好家风的范例。

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 其次,以治国为例。

比如汉朝,由于董仲舒为汉武帝制定了一套完美儒墨家的文化思想体系,使之付诸于实践,从而推动了汉朝的社会安定,经济繁荣;又如唐朝,由于重视儒墨家的文化思想,大兴科举考试制度,善于选拔人才,广纳群贤入朝,为皇帝辅政,致使唐朝持续一百余年;。 实践证明,儒家的“仁爱”与墨家的“兼爱”在全国乃至全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,所起的价值与作用,是不可估量的。

可谓“仁爱”者,爱人也;“兼爱”者,尚同也!  让“仁爱”与“兼爱”复合之光永放光芒。